过年期间，美莎回到本地，我们抽空见了一面。
上一次见面已经是在2020年的春节，那时候疫情正起，但管控尚未跟上，我们到郊区，看了她多年前的一项工作的展示。
今年，我们坐在同一辆车、开在同一条路上，去看她另一项不太顺利的工作成果的展示。一时间，梦穿1000天，我自己有点恍惚，仿佛时间凝滞了。
很奇怪，我们没有就这三年的经历聊太多，因为在事实上，也并不是说受了多大苦，只不过，是在较长的时间段里，承受着压抑、难受、怀疑、看不到出路等情绪的反复折磨。
因为话题又扯到了父权制社会，我想起之前看的一本关于德国富豪的书，就跟美莎说，“德国的一战、二战一代，也都是那么地压抑。”
美莎拍手笑着说，“对的呀！”并给我讲了一个段子。她男朋友格格巫小时候翻家庭相册，猛不丁地，翻出爷爷的NSDAP党证来！格格巫大惊，啊？咱家曾是党员？他妈妈一脸平静地说：“哎呀，那时候不是人人都要入党的吗，不入党很多事都做不了呀。”
后来，美莎回家整理家庭相册，有一张爸爸站在党徽下的照片。格格巫问：“咦？你爸爸是党员？”美莎说：“是的呀，你爷爷也是呀！”
之后一个相关的笑话更为好笑。
我们扯到了刚从豆瓣上看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学术界女性因为在抚养孩子上花的时间多，所以在事业发展上大受阻碍。
我自己在这件事上的看法比较社会达尔文，我认为确实做不到又花时间养育孩子又在学术上嚯嚯出成果，这是很难两全的。但是，如果当事的女性以学术事业为重，拿出坚定的意志去追求学术事业，不结婚不生娃，至少在学术界，她是能够取得成就的。你说这公平吗？当然不够公平，但这世界上确实有些事情就是没法既要又要啊！除非人造子宫加社会化抚养实现（换句话说就是《美丽新世界》到来）……
美莎打住我说：“哈，说到人造子宫和社会化抚养！”
格格巫有一个来自前东德的朋友，介绍给美莎认识，心里想着，说不定他们会有一些共同话题。可是呢，这位东德朋友，日后是笃信宗教的。可惜美莎哪壶不开提哪壶，居然就扯到了人造子宫和社会化抚养。按照宗教观念，人造子宫是亵渎神明，社会化抚养则是前东欧多个国家的伤疤。
结果自然是吵得屋顶都快掀翻了。
我和美莎笑得打哆嗦，我们这些不信神的社会达尔文！差评！批判！
哎呀哎呀，我觉得我们不能被称作社会达尔文的。即使我们说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做父母，也不是从优生学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们的出发点不是人种之类的东西撒，我们强调的是社会有责任对繁殖负责。社会既然有责任教育儿童，那么也有责任教育(准备成为）父母的人。
按照哲人王的设想，那初心都是好的呀。然而在执行中……。我个人觉得这真的是标标准准的社会达尔文。
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我为什么手贱去看了《流浪地球2》。整个故事的大意是，太阳要报销，以我华夏为主导的全人类，通力合作，驾驶着地球走上了数千年的流浪之路……
这部电影的很多设定，一下就让我联想到过去三年的紧绷状态。原书作者曾讽刺过人类的短视，无法通力合作；然而，仔细想想看，“哪怕在地球灭亡之前也要坚持自由的生活”，这又有什么可讽刺的呢？而“通力合作”意味着，在上千年里，有一个为了“全人类好”的“首席大爹”，严格管控着全人类，食物配给制，把人都赶到地下去生活。这样的生活，是所有人都期待的吗？
其实，倘若有一天，自然安排人类要灭绝，一个物种的灭绝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哎呀哎呀，我为了不要引起进一步的误会，专门去google了一下社会达尔文，那么维基百科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
社會達爾文主義，也称社会进化论，指將達爾文演化論中自然選擇及適者生存的思想應用於人類社會的一系列社會理論[1]。此一思想最早見於英國哲学家兼作家赫伯特·斯宾塞提出的社會文化進化論。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風行從19世纪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结束，有人認為現代的社會生物學也可歸類到社會達爾文主義學派中。“社會達爾文主義”一詞最早出現在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于1944年出版的著作《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所以用“社會達爾文主義”一词来指稱1944年前的相關思潮是不確切的，但這種用法已被歷史學界廣泛採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启发了许多种族灭绝制造者，如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及納粹大屠殺。
所以我觉得我的角度不是社会达尔文，为什么呢？因为出发点不同。优生学的出发点是生出优质的后代，是为了繁殖负责。优胜劣汰，让最优质的父母生出最优质的孩子。而我的出发点是孩子本身，为了让孩子能健康成长，为了每一个不管种族肤色性别和其它先天条件的孩子能健康成长，能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我们反过来对父母做一个要求，让社会承担教育和规训她们的责任，让她们在有资格之后上岗。这跟社会达尔文的繁殖主义虽然看起来有点相似之处，但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逻辑。
美莎，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反过来对父母做一个要求，让社会承担教育和规训她们的责任，让她们在有资格之后上岗。”
我是觉得这一点，你想一想是不是哲人王的意思？潜台词即是认为，另有一个宏大的“东西”，比千百万个体的父母更懂得教育和规训。换言之，这就是在剥夺个体的自由选择。
而且，哪怕“初心”是好的，结果却是殊途同归。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呢？
不是的。首先社达是有一个定义的，我只是在说，我的想法跟社达并不是同一个概念，至于我的想法有没有问题，那是另外一个讨论，不能混淆到一起。
其次就是这个想法有没有问题，首先我并没有讨论方法论，而是讨论目的。如果说所有对人类的规训都可以无限放大到哲人王那个层面去，那么所有的政府机关甚至学校都可以递归到这里面去，在社会学的层面不能这样讨论问题，这样的极限递归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推演方式，可以让你把每一个中学老师跟希特勒划上等号，这是不合理的。
美莎，我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的推理思路是这样的：繁殖是人类的本能和天然的权利，属于本能的东西，不应该受到有意识的规划。如果“优生优育”属于社会达尔文的话；“让社会规训将来的父母以令其持证上岗”，我觉得同属此列。
至于说初心是不是好的，“优生优育”的初心同样是好的呀。提前让年轻夫妇检查身体，减少婴幼儿特定疾病的发病率，不也是“优生优育”延续下来的支系吗？
实际上，你知道我第一支持人造子宫，第二支持社会化抚养。但是，我又本能地觉得，这件事，深究起来，不太对劲。
"我的推理思路是这样的：繁殖是人类的本能和天然的权利，属于本能的东西，不应该受到有意识的规划。如果“优生优育”属于社会达尔文的话；“让社会规训将来的父母以令其持证上岗”，我觉得同属此列。"
这个推理的bug在于，即使“社会规训让父母持证上岗”是有问题的，也并不说明“社会规训让父母持证上岗”是社会达尔文，因为不是每一个有问题的问题都是社会达尔文。社会达尔文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不能涵盖所有经不起推敲的社会问题。
我们再来仔细看看社会规训让父母持证上岗这件事情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举一个例子，小朋友要进幼儿园，之后还要进小学、中学、接受大学教育，那么育幼员，学校老师，大学教授需要持证上岗吗？我们社会的共同认知是需要的，而我们社会的共同认知也会判断，对这些人的规训和审核并不会被列入社会达尔文的范畴。就像我之前所说，如果你要做极限推演，那说不定你是可以推导出这个结果的，也不是没有人干过这样的事情，福柯有两个经典案例，一个是监狱，另外一个就是学校。但从常识的角度，我们也知道这样推演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回到私域空间，为什么即使你在情感上倾向于这样去做，但立即会直觉认为这有问题，甚至直接给自己扣一个社会达尔文的帽子呢？这就是因为父权社会坚持把公域和私域分开，并将这种思维定势根深蒂固地打到了我们每个人对社会关系思考的底层逻辑里面，而这个分离，就让社会对私域的介入非常困难，而这样的做法对父权统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想清楚了这一层，我觉得很多事情会变得更加清晰。
啊我补充一下，我所说的私域是指的以传统异性恋家庭结构为主的社会关系场域。
哦哦，不，美莎，我认为“优生优育”和“让社会规训将来的父母以令其持证上岗”是存在同类性质的，也即，将判断“优”和“有资格”的权力，让渡给了“The one”。如果前者存在某个重大问题，与之类似的后者，同样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推理倒是没有bug。
至于后者你说的，其他职业都要持证上岗，为何父母不需要持证上岗呢？你说的有对的一面，但是这里有个前提：其他职业，在前人类社会里并不存在。而繁衍生育，是从生物社会开始就存在的。为什么猴子生育不需要有人规训它们，而人类竟然就需要呢？
另外，社会达尔文在现实中出现的最大问题，其实也就是，国家（不管是在纳粹德国、美国、加拿大和白澳时代）攫取了判断“优劣”的权力，最终酿成了人间的惨剧。它作为一种学说的时代，大家也都觉得颇有道理呢。
出于这个道理，我们的那些构想，如果要出问题，也一定会是这个问题。
我还是想回到你之前的话：“ 繁殖是人类的本能和天然的权利，属于本能的东西，不应该受到有意识的规划。如果“优生优育”属于社会达尔文的话；“让社会规训将来的父母以令其持证上岗”，我觉得同属此列。” 然后说一下这个里面的问题。
首先就像我说，社达不是一个帽子，不是只要繁殖相关就能往上扣。优生优育属于人为干涉“品种”，而我们讨论的是教育，或者规训。不管是直接接受的成年人，还是间接受到影响的未成年人，我们讨论的点都在育，而不是生。也就是说，社达的点在于一个生命生存的正当性，而教育的目的在提高生命的体验和尊严，所以这甚至是南辕北辙的事情。而用优胜劣汰的角度去判断生命存续的正当性才是这个概念最大的问题，而不是如你所说，国家摄取了权力最大的问题，不管是国家、机构还是个人，都不应该有这个权力。
然后我要说一下繁殖不应该受到有意识的规训，你自己看哈你这句话嘛，走到美国去，你就要投票给反堕胎的人了。不能拿人跟猴子比啊，猴子走到哪拉到哪，一言不合就干架或野合，人能吗？繁殖可以说是父权社会历史上被加诸最多规训的人类行为之一了，宗教、文化、习俗、政治都在里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怎么能是一个社会达尔文就轻巧解释得了的呢。打个比方人类的性成熟年龄是多少呀？是不是一旦性成熟了就可以繁殖呢？在国家是不行的吧。总不能这是因为大部分国家是出于社会达尔文的考虑才对婚育年龄进行法律定义的吧。
最后我要说一下大爹的问题，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一个朋友曾经说我是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虽然我内心并不这么认为，但我想她的点在于我平时的言谈显示出我对权力充分的不信任。但就是这样，我还是要说，并不是每一个政府都是大爹。或者即使现在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多多少少表现出来爹性，它们爹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更何况我们不能放弃对一种更加合理的权力架构方式的想象。并不是说我们提出任何一种对人类未来可能性的想象，都意味我们又给大爹贡献了扩张权力的。联系实际我过去三年的体验也非常有说服力：我在中国和德国之间飞来飞去，因为疫情在在两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让渡了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但这里面各种细微和巨大的差距，不可同日而语啊，不可同日而语。
刚才那个手机按，按了好多错别字
“社达的点在于一个生命生存的正当性，而教育的目的在提高生命的体验和尊严”。
在我们提出idea进行讨论的时候，当然可以进行这样细致的区分。一如“社达”最初作为一种构想提出时，也有“提高生命的体验与尊严”的分支，比如强行将精神病患者、原住民以及各种少数族裔的下一代抱走，由政府进行教育（美国、白澳时代和加拿大均存在此类实践），认为前者不具备抚育后代的资格。两者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接近的。
“并不是每一个政府都是大爹”。当然是这样。但想一想过去三年我们都体会到的“做坏事滴水不漏”的层层加码和升级，你觉得，应该怎样才能对这种让渡产生任何好的联想呢？
“但想一想过去三年我们都体会到的“做坏事滴水不漏”的层层加码和升级，你觉得，应该怎样才能对这种让渡产生任何好的联想呢？”
嗯，是的，我之前也是考虑到了这个，所以才不想在这个点上多说，我非常理解也感同身受。但怎么说呢，因为毕竟我不是一直在中国大爹这边，所以我的体感会不一样。德国那边当然也有很多问题，但总的来说国家施政的出发点还是民生，也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了科学并考虑到了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
我们还是回到社达吧。我觉得我不是在做细致的区分，我做的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分。“强行将精神病患者、原住民以及各种少数族裔的下一代抱走，由政府进行教育” 这里面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用种族、肤色来判定生命存续的正当性。这种做法受到批判的原因也在此。而提升生命的体验和尊严并没有什么问题。比如我之前举的例子，并不是性成熟了就可以进行繁殖和生育，这里面的点在于consent，当代社会倾向于对人的成年年限进行一个判定，然后认为未成年人不具有生育的完全行为能力，这个东西有没有问题呢，你去问福柯，福柯就提过很多意见，后来我们知道他乱搞小男孩。但我们也知道社会进行这样的判定不是出于优生学的考虑，而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同样认为精神病人没有完全行为能力，也是出于对精神病人的保护。至于是把下一代抱走还是对跟精神病人发生性关系的人实施刑事惩罚，这也不只是方法的区别，而是出发点的分别。而考虑婴儿和未成年人的福祉，对他们的教育者进行起码的规训，在我看来，跟优生学也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笃行宗教的人来跟我说你可以去职业化育幼员和老师，但父母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我认为这是宗教的虚伪。我当初就是因为这个跟那位东德朋友吵到房顶都快要掀翻了的。
美莎，我对“社达”的认识主要还是看结果（或者说，类似逻辑已经招致过的结果），不看本心。要论出发点，当然都是好的呀。人类做啥出发点不是好的！保护孩子的生命权，出发点好不好？太好了。那么，结果为什么变成了禁止女性堕胎呢？
我记得我看《美丽新世界》的岁数很小，所以，对“幸福的人们全都是‘被幸福’的”，一直感到非常恐惧。《美丽新世界》就是一本反社会达尔文的作品呀。如果人家把“人造子宫+社会化抚养”算成社达，我觉得，套用过来没有太大问题——不管出发点是什么。
当你说到要“让社会规训将来的父母以令其持证上岗”，我真的情不自禁只有一个想法，“这是你爹觉得要为你好了”。
我没有办法想象德国政府什么样，因为我脑海里只有一个爹的形象。我相信你跟那个东德人吵翻房顶，一定也是因为这个idea触动了他的恐惧或者他曾经历过的恐惧。
“人类做啥出发点不是好的！”确实啊，讨论进行到这一步，就没有办法往下进行了，我想我该说的都说了，我确实不认为人类做啥出发点都是好的，而是有非常多的邪恶，即使当初那些人本身不那么认为，但后来也变成了社会的共识。我并不是说我们自己的出发点就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人类的进步来源于不断地反思和对自己认知的校正。之所以说没有必要继续讨论，只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彼此的认知并不同步，而且对于我提出来的很多问题你都无视了，还是坚持把不同的概念都搅和到一起，然后放在大盘子里献祭给大爹，并且认为这是必然的。这个是从你的感受出发，可能跟理性思考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也没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我认为那个东德人并不是被trigger了恐惧，而是我们争论的内容并不在他的认知框架之内，而他没有能力对自己的认知框架进行诚恳的反思。
美莎，
第一，“社达”起初是我们自嘲的称呼。
第二，为什么会这么自嘲？从我的出发点来说，我认为“人造子宫和社会化抚养”其实导向了一种危险的可能性。
第三，我解释了我眼里这种“自嘲”是出自什么原因。
第四，你一直在解释，出发点，本心，为了提高生命的体验和尊严，但你所说的这一切，无一不曾导向过人类体验和尊严的丧失。这是我不认可的地方。
最后，有没有可能做得更好？有没有别的地方做得更好？有没有潜力做到更好？当然有，我完全意识得到。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可能性”，而且之前发生过类似的危险。
最后的最后，我也认为这其实没有往下讨论的必要。
我知道这是一个自嘲呀。但因为社会达尔文素来是我厌恶的东西，而且我也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指控。再加上我对社会达尔文的理解，我认为我的想法跟社会达尔文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想这么自嘲，我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来回复的呀。我并没有否认过这种想法也有被错误运用的可能性，但错误运用并不是成为社会达尔文的必要充分条件，我认为这是基本的逻辑推演。不看出发点只看结果是你的方法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运用这种方法论，我也没有否认需要看结果，所以我根本没有跟你争论过你举的那些例子是不是邪恶的，因为它们显而易见是邪恶的。但看完了结果还是可以看出发点，然后看出发点是不是同样有问题。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为什么不可以全面一点，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吗。
社会达尔文也是我很讨厌的东西，但为什么我竟然也向往一种很可能导向社会达尔文的提议？这就是我认为可以提出如此自嘲的反思点。
另外，一件事，惹出麻烦，就说要看出发点，这是我一贯极度反感的“爹”味思维方式。小时候，大人就是这么训诫人的，“我还不是为了你好！”（所以才打你！）用这种思维方式，因为出发点是好的，就可以打人吗？
就是因为我希望看事情全面一些，我才希望，先看看结果，再去想出发点存在什么问题。而不是，“因为出发点是好的，我希望它出现好的结果，我们有能力让它出现好的结果，那么它理应有好的结果。”
可能因为对我来说印象更深刻的一句话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所以我觉得如果去认知一件事情，肯定是被考虑的面向越全面越好，从出发点到实施方法。就像中国和德国抗疫的时候，出发点可能粗粗一看都是一样的，但结果完全不同。最后大家仔细想想，首先归因可能是抗疫方法的南辕北辙，但仔细想象，有可能出发点也是南辕北辙。再仔细想想，其实是出发点的南辕北辙（根本没把任何人的命当命）才导致了方法的南辕北辙和结果的南辕北辙。
而这也是因为我不会这样来自嘲，因为我首先也很清楚什么是社会达尔文以及我自己没有这个倾向，那么如果提出了一种想法之后，它会被误用和滥用的可能性，也肯定需要被考虑到，在这个基础上，了解什么是社会达尔文然后清楚地划出红线，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一点我在德国的抗疫过程中也感受很深刻，因为不停地有人出来提出各种意见，从思想界到普罗大众，而政策制定者也会有基于宪法和法律的基本红线，在这个基础上在所有的意见之间权衡和协商，天灾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人祸可以。
唉，美莎，我可能就是反过来，每天耳朵里都是关于初心的瞎说八道，所以对“初心”如何如何分外警觉。
是的，这个我很理解。可能我们的方法不同，你是从此对所谓的初心产生极大怀疑，不再考虑出发点的问题；我会反而更加去看这个所谓的初心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都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会发现的初心只是一个谎言。或者这么说吧，之所以方法会错，是因为真实的、被掩盖起来的初心就是错的，真实的初心和操演的方法是自洽的，最终发生的，在最初的编码里就已经存在了。
是的，我真是分辨不了初心。人家一跟我说初心我就觉得是要坑我。应该是从小到大的应激反应。
在中国这个环境下确实是这样的。昨天我还从朋友那里听了一个类似的案例。当事人那种情感绑架的方式每个老中都无比熟悉，我跟朋友说如果我在场可能会当场爆炸。也不可能完全不带去看这些事情。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去理解各种manipulation 的逻辑会不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情感剥离。比如“因为出发点是好的，我希望它出现好的结果，我们有能力让它出现好的结果，那么它理应有好的结果。”这种叙事，前三句没什么问题，但第四句是怎么被地导出来的，我不明白。这里有一个根本的逻辑缺失，如果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就没那么容易接受这些充满了问题的宣传。
“这里有一个根本的逻辑缺失，如果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就没那么容易接受这些充满了问题的宣传。”
对，问题在于，我们从小到大学的逻辑就会特意把这一环缺失掉。这也是我对初心到结果之间很敏感的原因之一。
我们从小到大其实没有学过逻辑，而且我觉得是故意让大家不要接触和学习逻辑，真的也跟他们实际的初心有关。逻辑搞顺了，这个初心可能就搞不下去了。
对啊，我们学的逻辑是有特色的逻辑。
比如还是这句话，“因为出发点是好的，我希望它出现好的结果，我们有能力让它出现好的结果，那么它理应有好的结果。”我当时还省略了最后一环的“逻辑”飞跃，在现实中，我们的所见和遭遇其实是：
“因为出发点是好的，我希望它出现好的结果，我们有能力让它出现好的结果，那么它理应有好的结果。所以，我们现在得到的结果就是最吼的！！”（谁敢反对，给我站出来！）
哎是的，令人real惆怅。
我们居然扯了这么多，吓人！